王大增名中医工作室

王大增工作室成立于2002年，2011年荣升为上海市名中医工作室。工作室擅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、更年期综合征、先兆流产、月经失调、恶性肿瘤术后、不孕症等妇科疾病。近年承担各级科研项目10项，发表论文20篇，出版专著4 部。

王大增（1924年—），男，汉族，浙江鄞年县人。曾任上海市计划生育中医药避孕研究协作组临床研究组副组长、上海市天花粉协作组临床组组长。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现事、上海分会常务理事及妇产科学组负责人，中西医结合杂志编委，上海市政协委员。现任全国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会委员、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常务编委。曾获卫生部、上海市卫生局，市科委等多项奖状及奖章。早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针灸代表团去苏联讲学。1989年访美考察中草药天花粉治疗爱滋病的疗效。1993年被列为上海市第二届继承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班指导老师，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。王教授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妇科顾问、教授、主任医师,上海市名中医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第二届继承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班指导老师。

王教授师1949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医疗系本科，1959年毕业于上海市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。从沪上中医妇科名家陈大年和中医内科名家夏仲方，深得其传，学术上主张妇科病重在治肝，重视调理气血和冲任，主张传统的辨证论治与现代医学的病理生理相结合，首创化瘀通腹法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，清心平肝法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，益气活血养血补肾安胎治先兆流产。擅长治疗月经病、产后病、不孕症、癥瘕（子宫肌瘤）等多种疾病。

主要传承人

学术思想:

1. 肝为先天  重在治肝

王教授在治疗妇科疾病时，强调治肝，推崇“女子以肝为先天”的观点。生育期是女性由天癸至到天癸竭这一过程的重要阶段，处于这一重要阶段的女性，心理上渐趋成熟，但由于学习比较紧张，工作比较繁忙，家庭社会责任比较重大，来自其他方面的各种压力亦较大，易于出现情志怫郁而引起经前期紧张综合征、不孕症等，出现月经紊乱、乳房胀痛、心烦易怒、胸胁胀痛等肝失疏泄的表现。临床上，王教授常以四逆散、柴胡疏肝散、丹栀逍遥散、金铃子散等具有疏肝解郁、理气调血作用的处方为基础灵活加减，临床疗效颇佳。

2. 调理脾胃  培补后天

古人有脾胃为“后天之本”的说法。妇科疾病与脾胃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，因此，调理脾胃在妇科疾病的辨治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治疗妇科疾病，需处处注重脾胃，培补后天。尤其是大病、产后、术后患者，由于脾胃虚弱，过早的补益或过度的补益，往往有滞脾碍胃的弊端。因此，王教授常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进行调治，以促进脾胃纳化功能的恢复，加速患者的康复。此外，在女性的经、孕、产、乳等生理活动方面，王教授认为女性经行之际应当慎用或禁用苦寒辛散之药，日常饮食亦应知所戒忌，若脾胃失健，滋腻重浊之品亦当避用。王教授还常在滋阴养血的方药中适当佐以理气或助消化的药物，如陈皮、枳壳、砂仁、山楂、佛手、神曲、谷芽、麦芽、鸡内金等，使之补而不滞，滋而不腻。

三、气血相配  经水以调

王教授在调治月经病过程中重视血与气之间的关系，还体现在临床的遣方用药中。临证时他善将调气药与和血药配伍应用，如将有养血和血功用的四物汤与党参、黄芪、白术等补气药配伍，以收补气生血之效；如将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三棱、莪术与陈皮、木香、槟榔等破气行气之品相配，共奏活血行气功。此外，对于气随血脱者，王教授常用人参或党参配伍龙骨、牡蛎以益气固涩；对于气陷崩漏者，他又常以黄芪、党参配伍柴胡、升麻以益气升提固摄；对于气机逆乱者，则以沉香配伍旋覆花以降气行气，以薤白配伍荔枝核宽胸理气。

在诸多理气药当中，王教授尤其喜用香附。他认为香附味辛微苦，性较平和，长于疏肝解郁而止痛，能宣畅十二经脉之气机，是妇科临床中最常用的理气开郁药，同时又可入血分，为血中之气药。王教授还指出，香附与当归、川芎、熟地、白芍等药物相配伍，还可引血药直达气分以奏生血之功，无论胎前产后诸症皆可使用。综观王教授的临床处方，运用香附者十有八九，其调经重视气血关系的学术观点由此可见一斑。

四、重视通腑  善用大黄

大便秘结，腑气不通，可使下焦气血瘀滞的程度更加严重，而下焦的气滞血瘀又会使腑气更加不通，两者相互影响，形成恶性循环。王教授在临床观察中发现，许多患者尤其是痛经患者，在大便秘结的症状消除后，其经行疼痛、腰酸、腰骶部胀痛不适、肛门坠胀和白带增多等症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。因此，化瘀与通腑相辅相成，形成良性循环而使下焦气血通畅的状态得以恢复。所以王教授在临床辨证施治时反复强调“气以行为要，血以和为贵”以及“腑气以通为贵。”在这一学术观点的指导下，王教授创立化瘀通腑法，以大黄为主药灵活化裁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，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，为使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。

五、中西结合  融会贯通

中西医结合，最具体地表现为辨病与辨证的结合。中医重在辨证，而西医重在辨病，两者各有优点但又各有不足。辨证是在当时科学不够发达的历史条件下，不断地从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一套朴素的唯物的诊病方法，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，辨证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望、闻、问、切的基础上驻步不前，应当借助现代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手段，从宏观到微观更具体、更精确、更深入地认识疾病，加以发展提高。

    王教授常说：“治病易，识病难；识病易，明理难”。治病重在识病，明理才能用药对症，识病即指辨证与辨病而言，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确切地认识疾病，才有助于治法的确立和正确的遣方用药。